潜艇兵应该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兵种。如果有，请提示我，毕竟为了成立这个观点，必须要选择性遗忘一些东西。讲操控潜艇技术，还是要多向三哥请教。比如，如何自沉。又如何港口内击沉己方潜艇。怎么摧毁一艘核潜艇。操作操作堪称独步天下。当然，三哥使用的可是现代潜艇。如果现在退回一百多年前，使用一百多年前的潜艇。估计，他们的潜艇兵属于一次性产品。本文介绍的“汉利号”潜艇，应该属于这种一次性用品。看这模样，还真有那么一点像潜艇。
北方联邦海军对南方邦联海岸实施的海上封锁成为北方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棉花对欧洲的出口量骤降至原来的1/20。那些曾依赖原料出口而致富的南方各州，不仅发现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物资，还面临“棉花美元”流动枯竭、通货膨胀等封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双方海军实力悬殊，使南方几乎毫无胜算，绝大多数舰船都掌握在北方手中。南方海军部长史蒂芬·马洛里（Stephen R. Mallory）将希望寄托在寻找一种能打破北方“烦人扬基”封锁的“奇迹武器”上。除了铁甲舰、撞角舰和水雷之外，邦联的工程师们还想起了独立战争期间布什内尔（Bushnell）工程师的实验——当年他的潜艇“Turtle（乌龟号）”差点用特殊水雷炸毁英国旗舰。
1861年底，新奥尔良的一群工程师与爱好者，包括巴克斯特·沃森（Baxter Watson）、詹姆斯·麦克林托克（James McClintock）和企业家何瑞斯·洛森·汉利（Horace Lawson Hunley），共同建造了一艘名为“先锋号”（Pioneer）的潜艇。1862年2月，这艘潜艇正式下水。
邦联的“先锋号”潜艇，1865年密西西比舰队的海军少尉大卫·M·斯托福所绘。
这艘潜艇采用铁制雪茄状船体，全长30英尺（约9.1米），直径约4英尺（1.2米）。由三人组成的艇员中，两人负责手动转动曲轴驱动四叶螺旋桨推进。爆炸装置通过计时器引爆，在接触敌舰船体后可造成破坏。
试验在庞恰特雷恩湖进行，但因1862年4月北军攻占新奥尔良而被迫中止。4月25日，“先锋号”被故意沉入新海港运河。约在1868年被打捞上岸并报废。
此外还有另一艘实验性潜艇，发现于圣约翰湾（Bayou St. John）。这艘潜艇在庞恰特雷恩湖附近的圣约翰湾河道疏浚期间于1878年被重新发现，也在1862年4月25日左右被沉没。关于其建造者与具体用途毫无文献记载，不确定是不是与何瑞斯·洛森·汉利（Horace Lawson Hunley）的团队有关，但大致于同一时期在同一个湖区进行测试。
这艘潜艇由铆接铁板制成，长约20英尺（6.1米）、宽约3英尺（0.91米）、高约6英尺（1.8米），通过手动驱动螺旋桨推进。其武器可能是杆雷（即安装在长杆上的爆炸装置）。
汉利（Hunley）、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和沃森（Watson）随后迁往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这次，他们得到了军方的帮助，包括莫比尔城的指挥官莫里将军（General Maury）。协助团队的还有第21阿拉巴马步兵团的工程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和乔治·迪克森（George Dixon）。
到1862年底，他们完成了一艘新的、更大的潜艇：“美国潜行者号”（American Diver），也被称为“先锋二号”（Pioneer II）。其建造得到了帕克与莱昂斯机械工坊（Park & Lyons）的老板托马斯·帕克与托马斯·莱昂斯的支持。
新艇长度为36英尺（11米）、宽3英尺（0.9米）、高4英尺（1.2米）。虽然最初尝试安装电磁驱动器或蒸汽发动机，但都失败了，最终又回到了手动驱动方式。艇员人数增至5人，其中4人负责手动转动推进轴。
1863年2月，这艘潜艇计划用来对抗联邦海军的封锁舰队，但在从摩根堡（Fort Morgan）被拖往外海的途中，由于舱口未关，涌入的海水使潜艇沉没。艇员成功逃生。
这本该是故事的终结，因为这场技术马拉松的资助人何瑞斯·洛森·汉利（Horace Lawson Hunley）已经资金枯竭，无力继续建造下一艘潜艇。但这时，一位缝纫机制造商**辛格先生（Mr. Singer）**加入了团队，出资成立了一家名为“辛格潜艇公司（Singer Submarine Corporation）”的私掠公司，目标是用新潜艇击沉北方的军舰。这艘新潜艇有时也被称为“先锋三号（Pioneer-3）”。
注：私掠公司：特许经营模式：指通过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合法攻击敌舰的私营军事企业，此类公司在南北战争中并不罕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艘潜艇是由旧的蒸汽锅炉改装而来：将锅炉纵向切开，在两半之间铆接一条宽30厘米的铁带，再加上尖锐的船首与船尾——潜艇就完成了。然而在潜艇被打捞后发现，它其实是按传统方式建造的。
潜艇全长40英尺（12.2米），宽3.5英尺（1.06米），高4英尺（1.22米）（包括舱口高度达1.75米）。其结构包括两个舱口、前后压载水舱，以及用于排水的手动泵。底部安装有可在紧急时抛弃的铁质压载物。潜艇可潜入约60英尺（18.3米）深处，艇内空气大致可维持两个小时。
艇员共8人，其中7人负责转动手摇曲轴，潜艇最大速度为3节（约5.5公里/小时）。压载舱为开放式，便于肉眼观察水位，并靠自然流入海水进行灌注。
艇长位于艇首，负责操作舵轮和方向舵，艇员则沿长凳依次坐在艇内，轮流手动驱动推进器。
新的潜艇被命名为“鱼船”（Fish Boat）。鱼船于1863年7月下水，并于7月31日在莫比尔湾（Mobile Bay）进行了试验，南军海军少将富兰克林·布坎南（Franklin Buchanan）亲自观看了演示。试验中，一艘旧的运煤驳船被通过一枚拖曳式触发水雷成功炸毁。潜艇在距离目标200码（183米）处下潜，从敌舰下方穿过，拖曳着一枚系在150英尺（45.7米）长缆绳上的水雷。5分钟后，潜艇从另一侧浮出水面，水雷则在撞击敌舰船底时引爆。
然而，这种作战方案过于复杂且不方便，长缆绳容易下垂，最终放弃了拖曳水雷的方式，改为在潜艇舰艏安装一根22英尺（6.7米）长的杆子，末端装有一枚重90磅（41公斤）的炸药装置。也有资料称该水雷是一个铜制圆筒，内含70磅（32公斤）火药。
这艘经过成功测试的潜艇被紧急调往查尔斯顿（Charleston），因为那里的北军海上封锁最为严厉。1863年8月12日，潜艇被装上两节盖着帆布的铁路平台车，通过铁路运送到了查尔斯顿。原厂方船员被军方志愿者替换，他们来自装甲舰“奇科拉号”（Chicora）和“帕尔梅托州号”（CSS Palmetto State），指挥官是来自“奇科拉号”的约翰·佩恩中尉（John A. Payne）。
8月29日，在查尔斯顿港进行船员训练时，潜艇在返回约翰逊堡（Fort Johnson）码头的途中突然沉没。五名水手（迈克尔·凯恩、尼古拉斯·戴维斯、弗兰克·多伊尔、约翰·凯利、阿布索卢姆·威廉姆斯）不幸遇难，仅佩恩和另两人得以生还。具体原因不明，但推测可能是过往船只激起的浪涛灌入未关闭的舱口，或是佩恩误触压载舱进水阀所致。
事故发生地水深约40英尺（约12.2米），两周后（9月14日）潜艇被打捞上来。
潜艇随即正式转归南军陆军指挥，汉利（Horace Hunley）也从莫比尔赶来。他亲自领导艇组，并从莫比尔的机械工坊招募了一批志愿船员。10月11日，他在库珀河（Cooper River）成功模拟了对停泊蒸汽船“印第安酋长号”（Indian Chief）的攻击演习。
但在10月15日早上进行例行训练时，潜艇仅离开码头10分钟、航行不到半公里的距离后再次沉没。这次艇上全员殉职，包括汉利本人（Horace Hunley）、托马斯·S·帕克斯（Thomas S. Parks）、亨利·比尔德（Henry Beard）、R·布鲁克班克斯（R. Brookbanks）、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查尔斯·麦克休（Charles McHugh）、约瑟夫·帕特森（Joseph Patterson）和查尔斯·L·斯普拉格（Charles L. Sprague）。
“那景象令人难以形容的恐怖。痛苦挣扎中扭曲的人们挤作一团蜷缩在艇底。他们的脸上凝固着绝望与死亡的苦楚。有的人手中还握着烧过的蜡烛。汉利依旧待在他的岗位上，他的右手顶住舱口，仿佛正试图打开它，左手紧握一支蜡烛。”
汉利当时在他的位置上，位于关闭的前舱口下方，第二名军官托马斯·帕克（工厂共同所有者的儿子）则在后舱口旁。调查显示，艇首的压载水舱进水速度远快于艇尾，潜艇因此快速前倾，以约35度的角度钻入海底。艇首被注入的水灌满，而艇尾来不及进水。“人力发动机”无法使潜艇倒退脱离困境，在惊慌之中也没能拧下已经生锈的螺栓以抛弃铁质压载物。全体船员因窒息而死。
被打捞上来的潜艇以殉职指挥官何瑞斯·洛森·汉利（Horace Lawson Hunley）的名字重新命名为“H.L. Hunley”。这艘潜艇也因此获得了“漂浮的棺材”和“杀人机器”的绰号。
南方人的坚持与意志令人钦佩。到了11月下旬，新的艇长被任命——是第21亚拉巴马步兵团的乔治·迪克森中尉（George E. Dixon）。这次招募志愿者异常困难，最终只凑齐了7人。
新的艇员并非如外界所想的那样都是铁杆爱国者。商业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封锁令南方经济陷入绝境，打的潜艇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
当地企业家设立了丰厚的奖金基金。例如，击沉联邦装甲舰“New Ironsides”的艇员可获得10万美元（按今日价值约合250万美元！）。不仅是“H.L. Hunley”，甚至连“戴维”型半潜水鱼雷艇也参与了奖金竞争，这些艇的设计同样与汉利及其团队有关。
迪克森上任后第一个任务是训练艇员，目标是延长水下停滞时间。训练都在浅水区进行，并使用带有蒸汽绞盘的缆绳作安全保障。
艇上有7到8名划桨手、一名艇长和一名副官。艇长通过安装在艇艏塔台上的舷窗观察周围环境、搜索目标，并负责操纵水平和垂直舵、灌注与排空前部压载水舱。副官则位于艇艉塔台附近，按艇长命令操作后部压载舱，同时也参与划动螺旋轴。划桨手则转动连接至螺旋桨的传动轴来驱动推进。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原始的结构反而比蒸汽或电力推进更可靠与高效。
按照设计的具体方案，潜艇将在半潜状态下接近目标，在靠近时完全下潜。深度控制通过调节压载水舱内水量实现；如需紧急上浮，则通过从艇底释放铁质压载物来完成。艇内压缩空气可维持约2小时的潜航时间。水面航速最大为4.5节。
用于击沉敌舰的武器为装在一根长达22英尺（约6.7米）长杆上的水雷（有资料称长杆为木质，也有称为金属制）。雷头内装有90磅（约41公斤）黑火药，足以在木制舰体上炸出巨大破口。该水雷的使用上的要求潜艇至少下潜至6英尺（1.8米）以下才能发动攻击。引爆装置的具体结构未存下来，可能是机械触发，也可能是电引爆。
艇内环境极为恶劣，就没有逃生可能。空间十分狭小，压缩空气最多只能维持2.5小时。通风系统依靠两个高4英尺（约1.22米）、管径1.5英寸（3.78厘米）的进气管，靠自然通风完成。
经过数月训练后，艇长乔治·迪克森（George E. Dixon）决定进行实战攻击。1864年2月17日傍晚约19点整，潜艇从马歇尔炮台（Battery Marshall）的码头启航，沿着沙利文岛（Sullivan’s Island）前进。夜晚平静无风，出发前接到的命令非常明确：
那天夜里，在港口入口处，联邦海军的一艘螺旋桨护卫舰——“休萨托尼克号”（
）正停泊锚定，执行警戒任务。据不同资料显示，它离岸距离在2.5至5英里（约4至8公里）之间。该舰于1861年底下水，排水量为1260至1964吨，尺寸为62 × 11.5 × 5米，装备有11至13门火炮，舰员160人，由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W. Pickering）上校指挥。该处水深28英尺（约8.5米）。
）的攻击而受损。而一些叛逃的南军士兵也向北军透露了邦联拥有潜艇的消息。因此，“休萨托尼克号”上的警戒级别处于“可接受”状态。
“休萨托尼克号”的值更军官在右舷约100码（约90米）远的水面上发现了一个不明物体——“像是一根漂来的木头”或“海豚”。他随即拉响战斗警报。舰员用步枪射击，但潜艇已接近，进入了舰炮无法射击的盲区。两分钟后，“汉利号”的长杆水雷撞击在“休萨托尼克号”右舷水线下方。
，船体后沉并向左舷倾斜。“休萨托尼克号”舰上五名船员死亡（包括两名军官），大多数人通过船索爬出，或被附近的**“卡南代瓜号”**（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联邦海军的护卫舰‘休萨托尼克号’于本月17日在查尔斯顿，被叛军的一艘鱼雷艇击沉。
晚上约8点45分，值更军官克罗斯比发现前方约330英尺（100米）处有物体在水中移动，像是一块沿水面滑行的木板，正朝舰船靠近。
随即该鱼雷艇从右舷撞击本舰，在主桅杆前、弹药舱一侧。由于其位置靠近舰体，舰炮无法还击。
大部分船员通过绳索逃生，并被‘卡南代瓜号’的救生艇救起。该舰赶来支援，营救了几乎全体船员，除了以下五人：
可当人们打捞“哈乌萨托尼克号”时，潜艇并不在其附近。之后也提出过多种假设：比如潜艇被沉船上的水手击中，或是死于自己水雷爆炸的冲击波，又或者因为缺氧而导致艇员窒息身亡，还有人认为艇长曾试图下潜原地等待，以便日后再次发动攻击，但因缺氧而全员罹难。
无论真相如何，“汉利号”都已经永载海军史册——它首次证明了潜艇在实战中有效打击敌舰的可能性。
——罗伯特·内兰（Robert Neyland），美国海军水下考古部门负责人。
艇内8名成员依然坐在自己的岗位上。还发现了许多船员的私人物品——丝巾（当时代替领带佩戴）、靴子、硬币、制服钮扣、舰长的金怀表和刻字戒指、还有装着烟草的烟斗残骸、瓶子、黄铜煤油灯、指南针等等。
2002年，在迪克森的遗骸附近发现了他一直贴身携带的“幸运金币”。这是一枚刻有字样的20美元金币，上面刻着：“1862年4月6日 沙伊洛战役 我的救星 GED”。根据迪克森家族的传说，这枚金币是迪克森中尉的未婚妻奎妮·贝内特送给他作为护身符的。在1862年4月6日的沙伊洛战役中，迪克森腿部中弹，而子弹击中了他口袋里的金币，救了他的腿甚至性命。此后他在金币上刻字，并一直贴身携带。法医检测也证实了他确实有腿伤——所以，有时候传说也是真的！
，潜艇官兵的遗骸在查尔斯顿墓地以军人荣誉举行了庄严的安葬仪式，与潜艇前两任船员的墓穴相邻。送葬队伍由数万民众组成，这中间还包括6000名身着灰色南方邦联军装和蓝色联邦军装的历史重现者，以及4000名身着当年平民服饰的参与者，他们与美国五军军种的持旗者一同从查尔斯顿的老岸炮阵地出发，缓步行进至马格诺利亚公墓，以哀悼这些英勇的战士。葬礼按照邦联礼仪进行，并悬挂了“旗帜”。
经典说法中，潜艇在击沉敌方军舰之后，成功向距离约4英里外的炮台观察者发出了一次灯光信号。攻击发生的第二天，“马歇尔炮台”（Battery Marshall）的指挥官报告说，他收到了来自潜艇的“信号”，表明潜艇正在返回基地。战后的一名记者补充说，这个信号是“两个蓝色火光”，是事先约定好的识别信号。而“豪萨托尼克号”（Housatonic）的瞭望员也曾表示，在军舰沉没后，他看见水面上有“蓝光”。
在1864年，“蓝光”是美国海军制式的烟火信号。在4英里外的夜晚确实可能被看到。但这并不能确定发出信号的是否是副官迪克森。
据称，潜艇之后又航行了约300米后才沉没。但后来的调查发现，这300米的说法是伪造的——实际上潜艇距离沉船点仅90米远，很可能是死后被退潮带到了那里。
调查显示，船员们都在原位：舰长坐在指挥位，划桨手都坐在长凳上。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瞬间死亡，显然不是因为缺氧，而且也未发现有任何身体上的外伤。
潜艇的抽水泵没有运作，也就是说艇内并没有进水，船员也没有试图排水。后来在潜艇内还发现了鱼雷圆筒的一个铜制衬套。
目前最大有可能、并经过实验验证的解释是：潜艇是在引爆自家鱼雷时导致船员死亡。由于某些原因，鱼雷被固定在距离艇体不到5米的长杆上，爆炸时约有85%的可能性会使船员因肺部震荡而导致毛细血管破裂，立即死亡。
之后，这艘载着全部遇难者的潜艇被退潮带出90米，在爆炸产生的微裂缝中海水慢慢渗入，最终沉入海底。
同时，研究人员还确认了遇难船员的身份。8名成员中，只有4人出生于美国，其余4人是来自德国和丹麦的欧洲外籍工人。